1919年7月9日上午，曹锟在天津举行誓师典礼，派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所部名为讨逆军，设大本营于天津，司令部于高碑店。吴佩孕兼西路总指挥，曹瑛为东路总指挥，另派第一混成旅旅长王承斌驻郑州为后路总指挥。

　　7月12日，吴佩孚、曹瑛、王承斌、赵玉珂、潘矩楹、阎相文、萧耀南等率全体将士发出通电，措辞强硬地说：“段氏祺瑞，秉性凶残，专擅恣睢，阴贼险狠。......援引小徐(徐树铮)，朋比为奸，购械吞款，庇恶乱法。视总统为赘旒，视国疆为敝屣、视民意为刍狗，视约法为弁髦。以国军为一已之爪牙，以疆吏为一家之私产，以他人之从违为黜陟，以一已之喜怒为祸福。尤可恨者，专横暴戾，性与人殊。用徐卖国筹边，则曰为国进贤；引贼扰乱内蒙，则曰为国启土。森林路矿，则抵押净尽；民膏国帑，则斫丧无余。利用参战以供内争，对外则宣而不战，对内则战而不宣。”“为俯顺舆情计，为保存国民人格计，为培养国家命脉计，不得不整饬戎行，诉诸武力，歼厥渠魁，取彼凶残，攘除奸凶，以纾国难。”

　　7月13日，吴佩孚又发表出师讨贼通电称：“自古中国，严中外之防，罪莫大于卖国，丑莫重于媚外。穷凶极恶，汉奸为极。段祺瑞再秉国政，认仇作父。始则盗卖国权，大借日款，以残国胞；继则假托参战，广练日军，以资敌国；终则导异国之人，用异国之钱，运异国之械，膏吾民之血，绝神黄之裔，实敌国之忠臣，民国之汉奸也。......佩孚等束发受书，尝闻大义，治军而还，以身许国，誓不与张邦昌、石敬塘、刘豫、吴三桂之徒，共戴一天。贼生则我死，我生则贼死。宁饮弹而瞑目，不为外奴以后亡。......今日之战，为讨贼救国而战，为中国民族而战，其幸不辱命，则佩孚等解甲归田，勉告无罪于同胞；其战而死，为国人争人格，死亦有荣无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