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仰加拿大中国统一促进会会长梁伟洪的大名，从他演练武术弘扬国粹，到为中国统一奔走两岸三地，不惜变卖身家财产，委实充满传奇色彩。及至见到他本人而领略“大侠”风采，其实是一个非常平和充满理性的人，谈到自己经历过的事情往往平铺直叙，但是一触及到台湾问题，则充满了一种殷殷之情，特别是细数起“两岸三十年和平计划”，炯炯有神的目光中又透露出冀望休生安泰的柔和。

　　跨海三级跳

　　《环球华报》：听梁先生讲普通话，口音都带着浓重的粤语味道，最早的经历如何?

　　梁伟洪：我出生在广东南海，家乡是一个叫平洲的小镇。我们是一个大家庭，父亲当时做麻袋进出口生意，经商有成，在广州置下挺大的铺面。父亲对我们的言传身教是很大的，总讲做人第一要正直，广结善缘，并且现身说法，用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朋友舍命营救的往事来说明情谊的重要。

　　1952年我们举家移居香港，父亲在那里重操旧业，依然干麻袋进出口生意。由于他精明能干，很快又打开了局面。

　　《环球华报》：从广东到香港，又从香港再到加拿大，您等于是在三级跳。

　　梁伟洪：对，我是1969年来到温哥华，当时父亲亲自送我过来，是想让我在这里就学，能有一技之长。他并没有久留，把我送到机场就走了。谁能想到这竟是我与父亲的永别，两年后他在香港与世长辞。

　　初来温哥华，我也过上半公半读的生活，边打工边补习英文。一年后我考取了温哥华理工学院，学习飞机维修工程。

　　致力于公益事业

　　《环球华报》：听说梁先生热爱武术，而且很讲究武德，并在整合加拿大的华人武术界方面贡献颇丰。作为现任加拿大“加西中国国术总会”荣誉会长，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梁伟洪：我最早学的是空手道，因为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受过大男孩的欺负，所以发誓要学会自卫的本领，以后更意识到强身健体的重要。

　　在阅读中国古典小说中，我尤其对那些武功超众又济世重情的人物感兴趣，既讲义气，又深明民族大义。所以我习武有很强的目的性，只是为了打好身强体健的基础。所以身在武林，既要讲武功，也要讲人品，缺一不可。我的处世原则是既不惹是生非，又要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决不袖手旁观。

　　在加拿大，各地有不少华人武术团体，表面上虽然都是抡拳舞腿操棍弄棒，但其间往往囿于门户之见。于是我们开始做联络工作，行走在各个武术团体之间，提倡超越门派之见，形成一个有代表性的统一组织，更能提高中华武术在世界上的影响和地位，这对在加拿大的发展也是有好处的。

　　当时我已经成家，有了自己的职业，筹建华人武术组织的工作只能在晚上来做。好在太太非常支持，使我能全身心地投入进去。碰钉子的时候当然有，但大家还是识大体顾大局，到1978年终于成立了加西中华国术总会，承蒙厚爱，我连续6年出任会长。由于在加拿大的武术界的整合，面貌焕然一新，也赢得了本地社会的普遍尊敬。

　　1986年我们又开始筹组“全加中华国术总会”，由于种种原因，当然难度更大。但客观条件已经成熟，也有这种趋势和需要，关键在于如何因势利导。

　　到1992年，全加中华国术总会与全加华人联合一起在温哥华成立，这里面由于凝聚了本人的大量心血，所以特别有感情。

　　《环球华报》：作为加拿大温哥华早期“中华文化中心”理事，梁先生是一位热心于华人事业的知名侨领，为争取海外华人在本地社会的地位，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可以说是作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梁伟洪：从早期到加拿大留学时起，就愿意为华裔社区的公益事业作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海内外朋友中间牵线搭桥为大陆引进资金丶技术和管理手段，同时参加世界各地华人的一些联谊活动。

　　我参与过很多社会活动，包括平反“人头税”丶争取华人权益及维护人权等，全加拿大到处跑。记得80年代经常去维多利亚丶多伦多等地，70年代早期积极为成立和营建中华文化中心筹款。

　　在成立中华文化中心之前，温哥华的华人社团虽然很多，但都很分散游离，形不成一个大的阵势，都是各干各的。我之所以积极参与中华文化中心的建设，主要目的就在于把这些分散的华人社团聚合到一起，形成一股合力，让它发挥出具有规模的作用。

　　为了凝结人气，真正弘扬中华文化，早在1973年起，我们每逢中国农历春节，都精心组织富有特色的大游行，特别是像舞狮，场面颇为壮观。现在已经成为温哥华每年一度的城中盛事。

　　回到出生地

　　《环球华报》：您从大陆出来得很早，但您对家乡的感情很深，您后来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回大陆的?

　　梁伟洪：由于离开大陆年纪尚幼，小学丶中学都在香港度过，所以中国在我的印象里十分模糊。自从大陆出来，直到1986年，我第一次回来，当时是作为加拿大国家武术团的领队，出席在天津举行的世界武术大赛。由于随父母出来的时候还小，这次回来，对大陆才有了具体的印象。

　　对中国我是一往情深，很早就参加正面宣传中国的活动。当时西方社会还在丑化中国，甚至警方调查我为什么跟大陆好，是否有大陆背景，把我当成特务了。

　　特别是在1984年以后，加中关系进一步热络，许多中国国家领导人先后访问加拿大，凡是经过温哥华，我都会帮助组织华人迎迓。在我的印象里，我们曾经迎接过的中国领导人有李先念丶万里丶赵紫阳丶吴学谦丶田纪云等。

　　即使在当时的华人圈里，也有人嫌我太左。而我并不在乎这种说法，因为我问心无愧，亦不是罪过，纯是出于民族感情。我说我连北京都没去过，没什么好怀疑，又不是触犯任何法律，完全是凭着自己朴素的感情行事，帮助加拿大对中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对加拿大也是一件好事。

　　《环球华报》：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致使在海外生活的华人具有了不同甚至对立的背景，结成了不同政治倾向的社团组织。在这种情势下，您是怎么打开局面的?

　　梁伟洪：加中刚建交的时候，在温哥华还没有总领事馆，使这里的华人像少了主心骨一样。为了使本地华人有依靠和归属感，我就和一些朋友一道，发出建立中国驻温哥华总领事馆的建议。

　　当时70年代初在温哥华情况比较复杂，华人社区并不抱团，还有主张“两个中国”的社团活动，使本来就歧视华人的势力更加嚣张。每逢有机会，我就呼吁华人要团结，要宣传和支持新中国，只有这样才能长华人的志气。

　　与台湾问题结缘

　　《环球华报》：从您发表的文章和言论来看，您谙熟台湾事务，是一个权威的台湾专家。可您最初是学飞机制造的，以后又长期习武经商，所以我们感兴趣的是，您怎样对台湾问题发生兴趣的?

　　梁伟洪：温哥华是海外台独分子活动最早丶也是最活跃的城市，规模也相当大。早在80年代中期，台湾国民党在加拿大的人员找我，要我帮着收拾一下在温哥华的台独分子，因为他们要在此地举行公开活动。我会武功是众所周知的，但我根本就没动手，只是托人对在街上准备行事的台独人士明言，让他们在规定的时间内走人，没到这个时间他们就跑得没影了，可见也是些欺软怕硬的。到80年代，国民党又找我，让我帮助从中协调，反正都是中国人，只要对中国统一有利，我都乐于呼应。

　　这些只是感性认识，如果说真正打算献身于国家统一事业，还是在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访问温哥华，听到汪老富有哲理的教诲，深受启发和感悟。当时随汪老一块来温哥华的还有副会长唐树备等。

　　也可以说，正是从那时起，我对台湾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然，对台湾问题的认识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断提高这方面的认识。

　　《环球华报》：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都是互相印证的，在交相对流中得到提升。如果说您是在1986年头一次回到大陆，那么您是在什么时候对台湾岛土有直观印象的?

　　梁伟洪：2002年我第一次去台湾。初到台湾，发现当地对大陆了解太少，觉得这里面有对年轻人教育的问题。

　　我的另一个切身感受是，台湾问题不宜久拖不决，当事人要都过去了，就会产生越来越大的隔膜，这对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是不利的。在这方面应该要有历史眼光，争取达到最大的共识。

　　《环球华报》：您现在身兼多职，既是加拿大中国统一促进会荣誉会长，南中国战略研究所理事长，又是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理事，为了这方面的工作，可以说是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梁伟洪：当时主要是针对李登辉的“两国论”，在加拿大成立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国家统一也可以说是海外华人义不容辞的神圣责任，由于所处的环境，海外华人也可以发挥某种独特的作用，能够为沟通两岸关系带来一些便利条件。

　　人的经历是有限的，从事统促会的工作当然要占用大量时间，虽然家里很温馨，但一年中我也就能呆上3个月。为了统促会，我主动放弃了许多生意上的事情，以便更能倾心于这方面的工作。为了工作上的需要，耽误一些业务是在所难免的。

　　为了保持公正性，我概不接受任何捐助，虽然经常往返于两岸三地，但经费都坚持自己出。虽然我这样做家里人难免有些看法，但还是通情达理的。

　　广交台湾蓝绿朋友

　　《环球华报》：台湾岛内也算是政党林立各派角逐，蓝绿对决甚至造成族群分裂。民进党是一个所谓本土化的政党，作为一个执政党，在台湾政治生态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三合一选举”成绩不佳，但经营有年仍有很大的活动能量，您对它的后势评价如何?

　　梁伟洪：坦率地讲，我在台湾也有不少绿营朋友，我曾经跟他们直截了当地说过，如果你们真的宣布独立，我会第一个跟你们开打。我就是这样的脾气。

　　我还坦率地跟民进党朋友说，正是民进党的所作所为，才在客观上促进了国共两党走到一起，这也许正是一种辨证关系。

　　《环球华报》：听说您除了接触“统派”外，也经常接触台湾岛内的“独派”，还曾邀请台湾不同政见的人士到温哥华。

　　梁伟洪：是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都希望祖国早日统一，但既然台湾有部分民众仍然存有分离思想，我们就要主动接触他们，了解他们心底里的想法。“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两岸要达致真正的统一，首先是思想上的统一，从根子上化解台湾部分民众心里的“台独”情结。我也希望通过沟通和交流，让“独派”了解我们的想法，明白中华民族统一的历史意义。

　　我们曾多次邀请台湾蓝绿不同派别的人士到温哥华丶澳门等地，与大陆的台湾问题智库进行交流研讨，希望增进两岸各派的相互了解。

　　探讨解决问题之道

　　《环球华报》：我知道您除了奔走于两岸三地，从事促统工作外，还十分重视理论研究工作，比如在民进党上台之初，您就曾从深层次上研究过民进党执政原因，近年来，您也就解决台湾问题作了大量的研究，并提出了“南中国经济协作区”及“金门经济特区”的方案，可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梁伟洪：2002年时，我曾提出“南中国经济协作区”的构想，希望以经济合作带去政治发展。这一两岸经济合作新机制覆盖地域包括台湾丶香港丶澳门丶福建丶广东和海南，是中国经济圈中地域相邻丶亲缘最近丶经济联系最紧密的地区。她将是一个类似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的封闭型区域经济组织，即对内相互取消关税和其它贸易限制，对外仍各自保留贸易政策独立的经贸机制;同时她也应是一个新型的自由贸易区，即从传统自由贸易区的关税减让丶产品贸易扩大到经济技术合作丶行业开放丶投资咨询和服务贸易领域。

　　如果能够获得福建丶广东丶海南等作为发展腹地，香港丶澳门等作为融资渠道，台湾将会走出经济谷底，创出一番新天地。

　　金门作为台湾与大陆的前沿阵地，在未来的两岸区域经济整合中，可以发挥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在对金门未来进行规划时，一定要立足于南中国的整体区域发展，这样才能引领台湾本岛走出困境，带动区域经济的迅速发展。

　　现在应该是建立“金门经济特区”的适当时机。台北当局应该为金门松绑，授权当地政府在现时政治制度不变的情况下，加大经济发展的步伐，并给予金门开放博彩业的权力，令金门成为东方的“拉斯维加斯”，国际航运中心，以及世界级游艇俱乐部和海洋活动中心。

　　中国统一大势所趋

　　《环球华报》：近年来台海两岸可以说是风云变换，一方面经贸往来继续扩大，文化交流也在增加;另一方面政治关系仍然紧绷，甚至成为影响区域和平的一个重要因素。您对两岸前景有何看法?

　　梁伟洪：除了和平统一，我不赞成其他形式，包括什么联邦还是邦联。眼面前就是一个例子，加拿大联邦制因为出了个魁北克问题，就有经验教训可以借鉴。两岸人民血浓于水，没有什么不可以谈的，但也要有原则，这个原则就是放弃台独，急独和缓独都不行。

　　《环球华报》：据了解，您有一个关于两岸30年和平的计划，能否最后谈谈其基本思路?

　　梁伟洪：这是我们审时度势几经商讨后，在2005年底才拿出来的，两岸朋友的意见都有参考，他们认为有相当大的可行性。我们认为，两岸应该尽快签订一个有其和平架构的协议，在这个以和平为其主旨的架构内，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国家的最终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