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主流媒体《温哥华太阳报》(Vancouver Sun)近日用大篇幅报道百位最具影响力的卑诗华裔人士，在当地华人社区引起很大反响。随后，多位读者表达自己意见，普遍认为这份名单中没有包括多位在当地具有知名度的华人，如为多元文化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的著名学者黎全恩(David Chuenyan Lai)教授等。

　　由此可见，黎全恩的知名度是相当高的，在权威的庄炎林主编的《世界华人精英传略》中，他被收入“美洲卷”。黎教授的主要成就在于华侨史研究，而其中又属华埠研究最为出类拔萃。正因为他的不懈努力，使世人对加国华埠有了新的认知。

黎全恩

　　华埠掌故如数家珍

　　与黎全恩教授聊华埠的“今世来生”是件十分开心的事情，您不用担心找不到话题而冷场，反而您会有应接不暇之感。

　　那天我们打开“话匣子”之后，坐在对面的黎教授就侃侃而谈，从维多利亚华埠谈到温哥华华埠，再谈到多伦多华埠，从民国追溯到满清，随后又延伸到未来的开发与保护。在黎教授的脑子里，犹如有一个“百宝箱”，华埠中的那些“家长里短”会源源不断地流淌出来。

陪同英国女王访问维多利亚华埠

　　笔者还发现，只要涉及到华埠话题，黎教授的眼睛都会变得神采奕奕，充满了一种超乎纯粹学术之外的血浓于水的情感，使本来已然步入历史的陈迹往事，带出一种洋溢着活力的温情与暖意。经恳谈了解到，黎教授在华埠研究的领域里已经浸淫多年，许多不为人知的珍贵史料烂熟于心。为了研究华埠的历史丶地理与社会状况，他曾赴美丶加50多个城市进行实地调查，包括了解唐人街的领导与权力结构，自成一家。

　　黎全恩认为，当时唐人街有很多重要性，第一就是在言语方面，因为当时一离开唐人街就不会很别人沟通的了，因为不会说英文;第二唐人街是一个保护华人的地方，因为一出去就会被西人打，被用石头砸，所以很多华人都会回唐人街，在当时唐人街几乎是中国人的一个堡垒。

　　黎教授认为，唐人街历来都是新移民的踏脚石，在协助他们适应本地社会方面起很大作用。未来也将维持这个角色，相信在10年至20年后，华埠将是国语的天下。他反而忧虑旧侨社的前景，认为侨团必须广招年轻的新会员才能生存，而且要开放式，自我封闭路会越走越窄。

　　然而有谁清楚，华埠研究于黎教授来说，却是“不务正业”的半道出家，正应验了“歪打正着”的老话。

维多利亚旧貌

　　东学西渐

　　1937年，黎全恩生于广州市一个子女众多的大家庭里，1岁多时随经营五金行业的父亲移居香港，并在那里接受教育。

　　1956年获香港政府奖学金，1957年从香港英皇书院毕业后，黎全恩获得政府奖学金进入香港大学攻读，念地理与地质学，1960年以一级荣誉获文学士学位毕业。

　　随后他被聘留校担任助教达4年，1964年获文学硕士学位。然后西赴欧洲负笈英国，因成绩优异获英联邦讲学金赴英国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深造，研究中国棉纺工业发展。

　　1967年，黎全恩取得地理学博士学位，然后应聘返回香港大学任讲师，回程中还到美国夏威夷大学去教了一项暑期课程。

黎全恩著作

　　教学相长

　　1968年受聘维多利亚大学地理系，黎全恩由此而移民。1973年晋升为副教授，1989年再晋升为教授。主讲中国政治与经济地理丶华埠与华人移民丶太平洋国家城市发展问题等课程。

　　黎教授说：“我1968年移民加拿大，在维大教书，当时加拿大仍未承认中国这个国家，人民普遍对中国的印象很差丶认识不足，所以我当时立志要改变本地人对中国的看法，开始努力钻研中国和亚洲的地理丶历史和文化，在课堂内传授这些知识给学生。”

　　黎全恩七十年代协助维大成立亚太学系;每年都要带领学生访问华埠，以实物进行历史教学。不少学生私下都非常赞赏黎全恩教学相长的做法，并高度评价他的平易近人。

　　“我告诉学生，每一件事情都有至少两面，就像一个铜板，这一面有女皇，另一面就没有。同样的，东方和西方的观点也有分歧，事情不能只从一个角度去看。”黎全恩如是说。

　　黎教授更利用历年在中国及亚洲各地考察所得之资料，编成教材，以助讲解，使学生能分享亚洲及中国之文化与学识。

　　除了教学，黎教授亦著述颇丰，他的名著《加拿大华埠发展史》(Chinatowns : towns within cities in Canada),系华埠研究的权威著作，曾获不列颠哥伦比亚历史学会1988年书籍优良奖,1989年被全美国图书学会列入最有权威性的著作之一。另一部力著《维多利亚之紫禁城》(The forbidden City within Victoria)，是1991年最畅销书籍之一。

　　在2002年春季毕业典礼上，维多利亚大学副校长贾素教授特别表扬黎全恩，称赞他“春风化雨，作育英才”;“诚恳态度，灵活教学”;“殊荣所获，实至名归”。

维多利亚唐人街小巷

　　发现维多利亚

　　“为什么维多利亚唐人街的巷道曲里拐弯?为什么那里的临街房卫生间都前后有门?”黎先生连续问道，随后解释说，当年唐人街是三教九流的会聚之地，俩人房间常挤入十多人，卫生就很差，法律上也不允许，警察常过来抓人罚款。为了转移方便，就有意营造这样的建筑格局，小巷丶天井犹如八阵图。为了防止警方借此变相敛财，当时形同领馆权力甚大的中华会馆决定，宁可坐牢也不给钱，否则中华会馆还要加倍罚款。

　　黎全恩虽是一名教授，但他深入民间，从未躲在象牙塔里。正是他通过实地考察揭示出，温哥华岛的维多利亚市乃为加拿大华人社区的发祥地。

　　黎教授表示，他成功的秘诀就在于与维多利亚华人社区建立密切的关系，并努力将大学与社区联系起来，而不是千篇一律地教学生啃书。当1972年召开“维多利亚城市发展问题研讨会”时，黎全恩是课题报告撰稿人中唯一的华人。

　　由于笃信“读万卷书不如走万里路”，黎全恩曾游说维多利亚华埠四大侨团(即中华会馆丶台山会馆丶洪门民治党和洪门达权支社)捐款成立一笔基金，把利息用来资助修中国地理的学生到中国游览丶实地亲睹中国的人情风土。

　　他最乐道的成就之一，就是与维多利亚侨团的合作，使得维多利亚能成为北美洲唯一还保存十九世纪初面貌丶以及全加拿大唯一被列为国家历史保留区的华埠。尽管唐人街不可避免地落寞了，但对于早期华人来讲，这里是他们一生的分水岭。许多光荣和梦想在这里造就，唐人街也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沧桑风云。

　　黎教授业余为维市华人社区做义务工作,将当地中华会馆的历史档案整理后存放在维多利亚大学图书馆。他是制定唐人街美化与发展规划者，并义务担任中华会馆顾问丶中华学校校董丶维多利亚华埠发展委员会主席等职。为此1980年获维市“荣誉市民”称号，1982年获华埠狮子会“显著服务奖”，1993年获加拿大总督颁赠“加拿大勋章”，同年还获加拿大125周年纪念奖章，2002年更获授女皇金禧纪念章。

陪同加拿大总督庄美楷（Michaelle Jean）访问维多利亚

　　血泪达斯岛

　　在温哥华岛东面，海中还有一个不大的“达斯岛”(D’ARCY Island)，那里隐藏着一页华工血泪史。年前黎全恩与维多利亚市长刘志强一行30多人，登上该岛树立纪念碑，以纪念在19世纪初被遗弃在岛上患麻疯病的铁路华工。

　　黎教授是这次活动的筹划人，他说由于当时白人对麻疯病的无知及对华人的歧视，使得患病的华工被禁止进入白人的麻疯病院。而当年得麻疯病的铁路华工被送到该小岛，虽然维市政府定期运送补给品，但却不给予任何医疗照顾，等于宣判死刑。

　　那天他们心情沉重，沿着当年华工步行过的石滩，走到岛上的收容所遗址树立纪念碑。碑上镌刻著1891到1906年在岛上死亡的铁路华工的姓名。黎全恩说，当时这批华工凭着勇气和意志，在这里建立一个社区，共同面对难以忍受的恐惧丶乡愁和孤独，他们的这种力量应该足以留给后世深思和启发。

　　黎全恩还指出，岛上一些红砖就是当时华工收容所地基遗址，相关挖掘出来的证据也显示，他们守望相助，挣扎求生，其间有一种组织和文化架构，使他们以有效的合作形式生活，直到死亡到来。

　　据了解，这个收容所在1956年最后一名华工麻疯病患者死亡而关闭，原本被人遗忘的达斯岛，最近才使这段悲惨遭遇重现世人眼前。

陪同加拿大总督伍冰枝( Adrienne Clarkson)访问维多利亚

　　牌楼专家

　　牌坊或牌楼，是中国很突出及普遍的建筑物，相传源于“华表柱”。

　　今年8月27日，多伦多中区华埠牌楼筹建委员会召开会议，商讨牌楼兴建事宜，就此专门向黎全恩咨询。当时黎全恩应参议员利德蕙邀请，到多市出席亚裔文化月活动。

　　对牌楼素有研究的黎全恩认为，多伦多华人人口众多，在多市华埠兴建牌楼也可效仿温哥华前不久兴建的“千禧门”。

　　多伦多市中心有两处华埠，黎全恩称由于土地重新规划未来的发展，东区华埠将反胜中区华埠。他认为东区华埠的中华门位处停车场，气势较局促，但如能够依照原来计划，在附近兴建一座中国式公园，则两个景点可以相辅相成，有助吸引游客振兴华埠。未来湖滨地区的重建计划，将带动主流和其他族裔迁入，就更能促进区内经济。

　　据黎全恩介绍，域多利华埠兴建牌楼已经有很长的历史。最早见诸文献是在1879年8月16日，为欢迎第三任总督德芙连伯爵(Earl Dufferin)，在Cormorant街搭了三个草制的牌楼。域多利华埠是加最老的华人聚居地，但随着时代改变，有一半商户为非华裔。因此牌楼名为“同济门”，取意“同心协力，和衷共济”。直至1979年市政府为振兴华埠，以及吸引游客至市中心北面的商业区，才成立特别委员会规划兴建一座永久性牌楼。

　　根据黎全恩的意见，牌楼一定要由政府来做，这样有利于以后的护理与修缮。

　　黎全恩不但被誉为“新华埠的规划师”，还被称为华人墓地的“风水先生”，由于他的丰富学养，又主攻地理学，与堪舆学相通，故加国政府在涉及华人墓地的建制事宜，都请他参谋，他在这方面的意见“一言九鼎”。

　　洪门与会馆

　　对洪门的研究堪称黎全恩的“一绝”，他的有关撰述曾经被其他学者“引经据典”。

　　洪门是清朝乾隆中叶下层群众为互济互助和自卫抗暴创立的民间结社组织，后来发展到海外，其中最大的洪门组织就是美洲致公堂。孙中山二次赴美时加入洪门致公堂，并被封为洪门首领。黄花岗起义前后，国内急需经费。当时加拿大的温哥华丶多伦多和维多利亚的致公堂把其堂产抵押，所得款项全部捐给革命党人。

　　黎全恩研究了洪门组织的今昔演变，为此还曾要加入洪门。洪门首领看他学者模样身子骨单薄，不遇事则罢，遇事经不住三拳两脚，遂劝他打消这个念头。

　　转念一想，黎全恩觉得作为局外人，更能秉持一种客观角度和立场。不过由此看出，为获得货真价实的史料，黎教授真有股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献身精神。

　　黎全恩表示，华人社区最早成立的社团是同乡和宗亲性质的堂所。不过，随着华人人数增加，其内部各帮会堂所间的纷争甚至械斗频生。政府及华人社区都觉得有必要成立全侨性组织解息争讼，于是便催生当时华人社区唯一合法的最高机构——中华会馆。1884年成立的维多利亚中华会馆成为全加第一所中华会馆。

　　扭转华人历史命运

　　全加华人联合会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于2004年9月17至19日在维多利亚举行，执行主席为陈丙丁，黎全恩出任共同主席。

　　正是在这次会上，研究讨论解决“人头税”和《排华法案》两大历史冤案的方案。黎教授通过所搜集的资料显示，展示了“人头税”整个历史过程。

　　黎全恩指出，沉重的“人头税”并未使华人移民减少。1886年至1923年间，共有82369名华人缴付“人头税”入境，“人头税”总额相当兴建整条横贯加拿大铁路的费用，其中相当部份被用来资助和安置当时来自欧洲的英法裔白人移民。

　　“联邦政府感到人头重税还不能限制华人入境，终于在1923年6月30日通过禁止华人入境的《排华法案》，并在1924年1月1日生效。”黎全恩回忆说，寄居加拿大的华人因此不能申请家属来加，要过独身生活达24年之久。

　　埋藏心底的秘密

　　身为历史学家的黎全恩，一双子女却全是牙医，堪称“牙医之家”。

　　黎全恩一子一女都学有所成，大儿子是多伦多大学助理教授，牙科系主任;小女儿也是一名牙医，在烈治文主理牙科诊所。

　　黎全恩和太太张文玉携手走过大半生，他曾答应太太退休后首先要学煮饭，做个“家庭煮夫”，让太太好好休息。2003年7月荣休后，却更忙碌了，除了许多社会活动，还致力于《华埠的权力结构与华人社会组织》和《加拿大老年人的健康与福利》的研究工作。

　　2002年6月10日，大陆“华侨博物馆”筹建办工作人员收到一封从加拿大寄来的信件，内装两份“华裔加拿大人历史记要年表”，此信件正是黎全恩邮寄。

　　“华裔加拿大历史记要年表”为黎先生所撰写，其内容是简介从1788年第一个华人踏上加拿大西岸土地至今，华人在加经历的重大事件，以及华人对加社会的影响丶贡献等。该历史年表为研究五邑华侨华人在加历史提供了线索，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而写一部全加拿大华埠的大传，则是黎全恩的最后志愿。同时他还要把三大储物室的文件丶历史档案丶香港文献等史料收拾整理，准备将来捐出去。